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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自我肯定型的人,容易被他人轻易说服(操控),改变立场,最终丢掉自尊,丧失自己应得的权利。
若想改变这样的现状,就要从观念和行为方面变得强势起来。
所谓的强势,就是对你的能力充满信心,拥有这样的心态:“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能处理好”
我们越是习惯被人操控,越是不强势,越有可能不把它当成自己的一种权利,而将其抛弃。
操作者常常会制造出一种似乎被公认的外部规则(对错、公平、道理、逻辑),让对方产生愧疚感,以便操作行为。
如果循规蹈矩、“通情达理”的被操控者认为这些规则是天经地义的,那么就落入了对方的心理陷阱,听之任之。

要想变得强势,要有“我行我素”这么一股劲,这是不让任何人对你进行操作的首要强势法则。
独立自主做出的判断,是一种并不严格的“我喜欢--我不喜欢”的体系,而不是“我应当--我不应当”式的严格体系。
应当这个词在这里反应出行为的最终评判落入他人手中。

每个人都是自己行为的最终评判者。这是你的人生,其中发生的一切都有你本人负责,而不是由其他任何人负责。

一群人背着包在谢拉山脉徒步旅行,步履稳健的向导突然被一根木头绊倒,折断了脖子。此时每个人面临的,都是“找到回家的路”这一艰巨的任务。人们心存恐惧,害怕在荒野中迷路,一旦找到一丝生存的迹象,恐惧也会得到缓解。这时,每个人都找到了一条小路,纷纷对自己和其他人说:“这条路是对的。”他们都不愿考虑其他小径的可能性,死板地坚持自己的选择。后来,大家终于选择了一条路,而没有走上自己选择的路的人,就会卸下“回家的责任”这个包袱,把它放到那条别人武断选定的道路上。要是这条路没能领着众人回家,人们就可以去责怪那个选路的笨蛋,而不会责怪自己。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世界上并没有什么道德上绝对“正确”或“错误”的方式,没有什么严格意义上的做事准则,有的只是个人自己选择的行事方式。事实上,如果有一名“强势”的背包客,他可能不会选择其他任何人所选的道路,而是凭着直觉,利用太阳和星星的轨迹、光敏感植物的生长位置、他所记得的路标、手中那张标准石油公司所出的地图,来判断99号公路在哪里。
自己对自己负责,也就是自己做选择,自己做自己行为的最终评判者,也就是所谓的强势思维

坚持你要做的,不必解释
你的行为只需要对自己负责。
售货员:你为什么不喜欢这双鞋子呢?
顾客:它们的红色深浅不正 ×
顾客:没有原因,就是不喜欢 √

帮不到别人,也不必内疚
尽管我们彼此可能有许多良好的祝愿,但我们并没有为他人创造精神平稳、健康或幸福的能力。
现代的心理治疗并不能替病人解决问题,只是帮助病人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

店员经常会试图让一位有主见的顾客不再投诉,会说(带有操控、逃避责任的托辞):你挡住其他顾客啦,其他人也要买东西呀。
店员的内心逻辑、对你的评判是:如果在处理你的投诉中,该店的生意受到影响,那么造成这一问题的责任就在你,而不再于该店。
这个时候,你的正确内心逻辑应是:问题在于店里没有把问题处理好才会造成生意受到影响,自己没有责任,也不必愧疚的。

你有权改变想法
作为人类,没有人是一成不变、僵硬死板的。我们会改变想法,会选择更好的办法办事,自己想要做的也会变来变去。
常见的一种操控语言:一旦做出承诺,你就不该改变主意。

本文发表于1978年12月12日的《巴尔的摩太阳晚报》,描写了一场最终失败的手术。

文章记录了一场精密的手术过程,从有希望到险情到无奈到失败,一气呵成。在医患矛盾和手术信息不对称的今天,透过这篇稿件,读者可以更加理解医生和医学。

对于特稿写作初学者来说,如何在讲故事时将重要的变为最显眼的,如何把握讲故事的节奏,并适时切入,起承转合,文章的时间线和细节描写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只是一名医生做的一场普通手术,结尾部分,被匆匆咽下的三明治很自然地带出了手术中暗涌的角力,可谓四两拨千斤。

文 | 乔恩·富兰克林
妖怪的出现

冬天,一个寒冷的早晨,大学附属医院高级脑外科专家托马斯·巴比·达克尔医生天没亮就起床了。妻子只给他端上华夫饼干,没有咖啡。咖啡会使他手发抖。

市里。附属医院第12层楼上,埃德娜·凯利的丈夫在和她告别。

57年来,妖怪一直躲藏在凯利夫人头颅里。这种情形决不能继续下去了。今天她胆战心惊,却横下一条心。

时针指向上午6时50分。

随着手术日期一天天临近,她说“死,我倒是不怕。我的视力已受到影响,发生过多次脑溢血。早在几年前我就丧失嗅觉和味觉。并且频繁发病。每次发病时,我闻到一股奇怪的气味,然后就喘不过气来。病已影响到腿,我已半身不遂。”

“3年前,大夫对我说,等在我面前的是失明,偏瘫,最终是死。我患有动脉瘤,是妖怪引起的。我吓得要死……没有一天不是在疼痛中度过,我精疲力竭。我实在疼得受不了,我再也不愿这样活下去了。”

达克尔教授临上班时,夫人递给他一个纸袋,里面装有一块夹有花生酱的三明治,一只香蕉和两块甜饼。

市里。麻醉剂对凯利夫人的头起了作用。凯利夫人后脑先天长有畸形血管缠结。开始并不大,由于逐渐发展,在头颅内压迫健康脑组织。

终于在1942年出现症状。一根畸形动脉因承受不了压力而破裂,凯利夫人抱头猝然倒下。

从此,巨痛无时不刻都在折磨着她。

第一次脑溢血时,凯利夫人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她忍着痛苦,抚育孩子,照料丈夫。畸形在继续恶化。

她开始把畸形叫做“妖怪”。

上午7时15分。11号手术室。技师在检查脑外科手术显微镜,护士摆好绷带和手术器械。凯利夫人静静地躺在不锈钢手术台上。

一枚小传感器穿过静脉放进凯利大人心前室。麻醉师简·马贾斯科博士将传感器与7英尺高的电子仪器联结起来。波形开始有节奏地在示波器上闪过。

随着每次心跳,扬声器传出怦怦的声音。稳定的怦怦声虽不大,却充满整个手术室。

达克尔医生走进手术室,在夹着X光片的读片器前停住脚。他曾带着这些X光片去过欧洲、加拿大和佛罗里达听取意见,他早已把它们印在脑海里。虽然如此,他现在仍然又把它们审视一番。目光长时间地停留在主动脉上两个脆弱的瘤上。它们可能一碰就破。

位于凯利夫人眼球正后方的那个瘤最危险,可也容易摘除。那是第一个瘤。

达克尔医生的助手,一个实习医生把凯利夫人的头固定好,剃去她的头发。达克尔医生在一旁注视着。“我们不能出一丝一毫的差错,”他说。又看看夹钳的三个夹脚是否将头颅确实固定住。

凯利夫人身上蒙着绿色手术单,只露出一块6英寸大小的月牙型头部。一只戴有橡皮手套的手刚伸出,手术助理护士多丽丝·施瓦布兰德立即送上器械。止血钳迅速夹住动脉。鲜血溅到达克尔医生的手术衣上。

心脏“怦,怦,怦”跳着,每分钟70次,很稳定。

现在时间是上午8时20分。

今天达克尔医生预备切除那两个对凯利夫人生命构成直接威胁的动脉瘤。以后,他将再直接对付妖怪。

这是个极担风险的手术,注定要把达克尔医生推向神经外科的是非之地。好几个专家说他根本不该做这个手术,说只有让凯利夫人死亡。不过,一般认为他无权选择。选择权在凯利夫人那里。

达克尔医生说:“手术一塌糊涂,也就是说病人手术中死亡的可能性占三分之一。”

“我曾在心里反复考虑,并和其他专家斟酌商量。我也替病人想过。在手术会怎么样和不手术会怎么样之间权衡利弊,我相信应当做这个手术。”

凯利夫人的意见是:做。

现在,已做出决定。达克尔医生切开凯利夫人头皮,露出肉白色的骨头。

半英寸长的钻头震颤声在手术空里嗡嗡作响,淹没了有节奏的心肌监测器的怦怦声。当达克尔医生将2x4英寸见方的三角颅骨递给手术助理护士时,已是上午9时。

如同橡胶似的软而坚韧的脑膜切开后,露出灰色软耷耷的前脑回。

“在那儿!”一名护士嘘地一声。“忙了半天就是为了找它。”

时针指向9时20分。

这时,达克尔医生往后稍稍让了让。将戴橡皮手套的手高高举起,避免污染。趁其他人把显微镜推向熠熠闪动的大脑上方时,这位神经外科专家再次面对x光片沉思默想。

心脏跳动有力。1分钟70次,1分钟70次,1分钟70次。

他冲着x光片说了一句:“今天够我们瞧的了。”

达克尔医生把脸贴到显微镜上。伸手要一件镊子样的通电仪器。助手靠近他,站在辅助目镜前。

一台电视录像机记录下达克尔医生的手术情况。在房间另一头亮着一台彩电,将放大了许多的脑子图象显示出来。光滑的镊子头部渐渐进入画面。

达克尔医生的手术意图是用微型弹簧夹卡住肿瘤底部。但首先必须在凯利夫人右眼上方切口放入镊子,通过一段曲折的路线,最后才能达到深埋在下面的人脑动脉环。

路途遥远。经过放大的头脑有一间屋子那么大。达克尔医生的小巧圆头仪器1毫米l毫米地往前跳动。

他的方案是从前脑——产生意识的地方和脑部一个象拇指那样的凸出物——叫做颞颥叶的地方插入。

达克尔医生小心翼翼地把这两部分拨开,以形成通向纵深的道路。

时针指向上午9时36分。

灰色脑回渗出分泌液,在无影灯下闪动。显微镜中景象随着心脏监测器的怦怦声而上下抖动。

光滑的探头轻轻地、轻轻地挑开小小的灰包脑回,扩成一个小通道,1毫米1毫米地进入闪光的脑回中去。

手术因遇到伤疤组织而受到影响。

每次妖怪引起脑溢血都留下疤痕,使组织发生粘连。达克尔医生必须把它们再挑开。

这位神经外科医生一边手术,一边说凯利夫人头里的妖怪是“AVM”,即动脉静脉畸形。

他说,在正常人体中,动脉形成高压将血液输向肌肉或器官组织。让活细胞吸收氧和养分之后,血液再流问压力低的静脉,再由静脉送回心脏和肺部。

可是在凯利大人的后脑中,有一组动脉却直接将血液送入静脉,并不经过器官组织。多年来,这些不正常的结缔组织承受不了血液的急速流动,便发生肿胀和破裂。这就形成伤疤组织。

现在是10时58分。

达克尔医生开始顺着大脑动脉环往深处的第2个肿瘤进发。手术难度更大了,因为肿瘤就长在动脉环后,紧靠着头颅里最敏感、最原始的组织结构——脑干。脑干具有生死攸关的作用,它控制呼吸和心跳。

手术越来越难,出血也越来越多。小仪器在凯利夫人头脑中1毫米1毫米地开辟通路,危险性越来越大。一出血,小仪器立刻嗡嗡作响,血唧唧地被吸出。再插再探,血又流出。终于,仪器声戛然而止。

“我什么也看不清,”这位外科医生说。他往下又按了按,又发现一个通道。

达克尔医生精疲力竭。他抽出身,退到后面。他坐到凳子上,眼睛长时间怔怔地盯着前方。脑干就在附近,就在附近。

“真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医生嘀咕着。

他身后的心脏监视器怦、怦,怦、怦响着。每分钟70次,很稳定。空气中一股臭氧和焦糊味。

时针指向上午11时5分。

图片

医生和妖怪的搏斗

时针指在上午11时5分。

托马斯·巴比·达克尔医生脸贴在外科显微镜上,全神贯注地开辟埃德娜·凯利夫人脑中通路。

一台电子仪器矗立在平静的病人身旁。监视器灯光闪烁,示波器上波形频频跳动,数据不断变化,扬声器传来一次次心跳。怦,怦,怦,1分钟70次,很稳定。

虽然声音调得很低,却充满整个手术室。

自从上午8时25分在病人右眼上方开颅以来,大学神经外科主治医生已成功地找到并切除了两个致命肿瘤中的一个。

现在正在寻找第2个肿瘤,达克尔医生不时被这团灰色闪光组织弄得晕头转向。要知道自从1957年以来,妖怪躲藏在凯利夫人的头脑里定期引起出血和偏头痛。在这个过程中,大脑组织的样子已发生变化。

达克尔医生停停想想,作出决定后又继续干下去。小心,再小心。每深入1毫米都充满危险。

手术室门开了,神经外科副主治医生迈克尔·萨克曼走进来。他和达克尔医生简单地交换一下意见,然后站到电视监视器前。

他沉思不语,注视看由于显微镜作用而变大的镊子似的小仪器,它缓缓地顺着悸动着的奶油色血管而行。

萨克曼医生说,动脉血管瘤就象轮胎上即将导致爆裂的鼓包。

在无情的心跳压力下,脆弱的动脉壁向外鼓出,最终破裂。那就意味着死亡。

他说动脉瘤的出现是因为妖怪——后脑动脉和静脉发生大块畸形。达克尔医生最终希望切除或堵塞那块畸形,但今天的目标只限于切掉它上面的两个肿瘤。

除掉这两个随时危及病人生命的肿瘤,他以后就能向妖怪本身发起正面进攻。

彻底干掉妖怪是以后的事。今天的目标是一前一后的两个肿瘤。前面的那个已拿下,另一个还在下面,还得去找。

然而第2个最棘手。它搏动的位置很深,很危险,牢牢地长在大脑最敏感的部分,即脑干上。

这个古老的循环块,医学上称爬行纲脑,控制呼吸和心跳等基本功能。

“我把它叫做‘指示灯’”,萨克曼医生说,“假使它熄灭了……就完了。”

达克尔医生则有另一个说法,说它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 小仪器又拨开一个通向第2个肿瘤的通道,电视屏幕上出现一片血红色。

达克尔医生反应迅速,用小仪器迅速夹住小动脉的断头。随着兹兹的电烙声,出血点愈合起来,手术停下,等着把这些红色液体吸尽。

“不要紧,”达克尔医生说。“出血并不多。但在一平方厘米的地方,两盎司的血看上去就象该死的一泓湖水。”

湖水被抽干,达克尔医生继续沿着动脉接近脑干。他极轻极轻地拨开灰色圈状物。视神经在下面露了露,又消失了。

手术更慢了。达克尔医生一直在向脑子中心进发,有筷子那么长的一段仪器伸进去了。这里险象环生,因为这里有许多血管,他们是指示灯的命脉。

心跳在继续,怦,怦,怦,每分钟70次。

在伤疤迷津中,达克尔医生又一次迷失方向。它们使组织发生粘连,什么也辨认不清。

萨克曼医生凑到显微镜的助手目镜上,想助他的头儿一臂之力。他们以低低的声音用专业词汇在讨论各种方案。一做出决定,光滑的探头又沿着血管探开了。

阻碍医生手术的伤疤组织证明:在凯利夫人的一生内,妖怪曾多次引起脑溢血。这个受伤的脑子对自1942年以来不断折磨她的经常性头痛提供了解释。这种折磨使她痛不欲生。

又找到了通路,达克尔医生继续往那处推进。轻轻地,轻轻地,轻轻地如同一团脱脂药棉在蠕动。灰色物体终于分开。

这位外科医生目不转睛地盯着静脉血管,惊讶而又懊丧。坏了,上X光片的当了!

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妖怪。

从显微镜中看,妖怪离这儿很远,在后脑上部。达克尔医生得过些日子再直接与妖怪交锋。不是现在,也不是在这儿。

但是情况很明显,这些在X光片上没有显示出来却存在于凯利夫人头脑中的乱糟槽的静脉血管,正是妖怪的触须。

小仪器小心翼翼地想绕过他们。

怦,怦,怦…怦…怦……怦……怦……

“心跳减慢,”麻醉师煞是惊慌,发出警告。

象手指头碰到火焰一样,小仪器缩了回去。

……怦……怦……怦,怦,怦。

“恢复正常,”麻醉师说。

这些血管控制脑干——指示灯——的供血量。

达克尔医生换了一个方向,试图绕过他们。

怦,怦,怦,怦……怦……

又缩了回去。

萨克曼医生站在电视监视器前,双手抱在胸前,眉头紧蹙。“她受不了这样的折腾,”麻醉师说。“会发生心律不齐并将导致……心力衰竭。”

达克尔医生又换个方向,避开这个地方继续探进去,稍拨一下再退回来。终于在长而悸动着的脑组织通道的尽头,出现苦苦寻找的肿瘤。

怦,怦,怦,怦……怦……怦……

仪器退回。

“糟糕,”这位神经外科主治医生说。“我快顶不住了,只能再坚持几分钟。”

时针指向12时29分。

由于不断探查,看得出触须周围的组织已肿起。

小仪器再一次从不同方向朝前移动,又露出肿瘤。为了够到它,达克尔医生试图将肿瘤夹塞进细细长长的通道,可是装夹子的钳子遮住了视线。

怦,怦,怦……怦……怦……。

钳子抽出。

这次神经外科医生不无抱怨。“我们已经碰到它了,我们知道它的位置。但是怎么也夹不住它。我们离它这么近,却……”沮丧使他的声音变得生硬起来。

达克尔医生的另一个助手,一位住院医生,一屁股坐在凳子上,眼睛直勾勾地瞪着前面,目光呆滞无神。

“迈克尔,消毒,”达克尔医生对萨克曼医生说,“你来做,我浑身直发僵。”

护士在一旁按摩达克尔医生的肩膀,萨克曼没法用夹子去够那个瘤。

怦,怦,怦,怦…怦…怦……

夹子撤回。

“肿瘤就在那里,”达克尔医生又站到显微镜旁,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就是够不到它呢?我们试了有10次。”

12时53分,又一次接近。

怦,怦,怦,怦…怦…怦……

又一次尝试。

时间已是1时6分。

一次,又一次,再一次。

怦……怦……怦,怦,怦……怦

怦……怦……怦……

麻醉师警觉地猛一抬头,瞪着仪表上的数字。一个护士倒吸一口凉气,呆若木鸡。

“糟糕,糟糕,糟糕。”

达克尔医生从显微镜前移开身子,戴着手套的手高举在前面。整整有1分钟,他缄默无语。

最后,他终于说:“医学上有句格言,叫做如果无能为力,别帮倒忙。听其自然吧。我们可能早就伤害她了。曾多次使她心跳过缓。”言词之间流露出失败、沮丧和忿怒的情绪。

达克尔医生又来到X光片面前,瞅着后面那个瘤,即第2个瘤,也就是使他失败的那个瘤。他细细看着X光片,想找出以前没有看出的妖怪下降的触须。他还是没找出一点蛛丝马迹。

监视器响着。怦,怦,怦,一分钟70次。现在稳定了。

“大自然是母亲,”一位住院医生喊了一声。

开始撤退。在萨克曼医生指挥下,医生们将颅骨装回原处,缝合刀口。

一切匆匆结束。护士脱下达克尔医生橡皮手套时,它啪地响了一下。

1时30分。

达克尔医生独自慢慢地踱过大厅,手里拎着棕色纸袋。他坐到休息室桔黄色硬椅边上,打开纸袋,掏出花生酱三明治。眼睛却盯着对面墙。

手术室里。麻醉医生在测试凯利夫人对光的反映。位于刀口下的右眼瞳孔已扩散,对光束毫无反应。这是凶兆。

达克尔医生讲,如果凯利夫人苏醒过来,他还会继续在今后手术,攻克妖怪。他将堵塞通向妖怪的所有动脉。甚至会把妖怪取出。他表情淡漠地说,那将是一个棘手的手术。

“此外还有个条件,那就是她这次手术后情况良好。”

如果她挺住,如果她活下来的话。如果。如果……

凯利夫人曾经说过,“死,我倒是不怕。我吓得要死……实在疼得受不了,再也不愿这样活下去了。”

她的脑子疤痕累累。年轻一点的人或许能经受住这样的手术,她却不行。妖怪触须已伸到脑干前面,那里的脑组织发生肿大,影响氧气供给。

凯利夫人即将死去。

休息室里,离达克尔医生座位不远的地方有座钟,时针指向l时40分。

“以后怎么办,还很难说。6个星期以来,我们一直在想这次手术。但是,要知道,有些事情……随便你怎么看。我不知道……”

他把三明治、香蕉和小甜饼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就象手术助理护士摆手术器械那样,放得整整齐齐。

最后,他说,“三重伤害。”达克尔医生眼睛盯着三明治就象盯着X光片一样。“三重伤害”。

到1点43分,一切宣告结束。

达克尔医生神情阴郁地啃起三明治。

妖怪获胜。

(原文为1979年《巴尔的摩太阳晚报》记者乔恩·富兰克林的普利策特稿写作获奖作品。)